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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國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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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杰:只有改革才能創造改革

    僅僅是在幾年前,全世界都聚焦中國,興致勃勃地談論著改革開放30年經濟奇跡是如何取得的,“北京共識”似乎大有可能漂洋過海、成為拯救貧窮國家的新圣經,中國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經濟大國似乎也不再有任何懸念……

    然而,興奮尚未遠去,2008年金融危機不期而至,就在很多人以為“4萬億投資”計劃已經幫助中國成功穩住經濟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才剛剛漸次顯露。中國或許陷入了自1978年以來對經濟前景最為憂心忡忡的時刻:經濟下行壓力不減,個別省份財政收入掉頭向下,地方債務泰山壓頂,民間投資斷崖式下滑、資產價格日益膨脹……

    正如所有的追趕型經濟體——以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為典型——所曾經歷過的那樣,高速增長總有難以為繼的時刻,之后將是艱難的調整期。能順利度過調整期,成功完成對發達國家的追趕的國家屈指可數。因此,處于這“關鍵一躍”的特殊時刻,中國宏觀經濟政策何去何從,引發公共政策界曠日持久的關注和討論。

    在此背景之下,唐杰的《中國經濟的轉型與發展》適時出現。作為經濟學博士、曾訪學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富布萊特教授,唐杰無疑有著專業、開放的宏觀視野;而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前沿城市深圳的前副市長,唐杰多年的一線經濟發展實踐,又使其對宏觀經濟擁有不同于一般研究人士的理解。

    在唐杰看來,持續數年的隱性經濟刺激政策使中國經濟發展陷入僵局,需要強有力的政治決斷來開啟中國經濟的深度調整;“拖”與“穩”并不利于中國經濟長期發展,也有可能引發債務泡沫破滅……

    訪談

    過去中國做對了,現在有可能做錯

    經濟觀察報:你在本書中對中國過去30多年經濟發展核心的解釋是,中國抓住了人口、投資和全球化,這樣“三個紅利”,這是個非常經濟學的解釋。但實際上關于中國改革開放的討論中,很多人不僅僅是從純經濟學角度探討,比如北大的姚洋教授提出了“中性政府”的觀點;當然張五常先生很早就提出了“地方政府競爭論”;至于諸如“鄧小平做對了什么”這樣的提法就更多……核心都是指向政府、政策、體制在這輪高速發展的角色,你怎么看?

    唐杰:我是接受這個前提的。中國在35年內發展到如此高度,肯定有政府做對了的原因,我在本書里想表達的是:過去,政府在一些有利條件下做對了,現在則有可能做錯——條件發生變化了,假如認識不到,就可能會做錯。這是我寫這本書的初衷之一。

    寫作過程中,肯定涉及到中國這30年經濟奇跡是如何發生的。因此,我花了一大段寫改革——這就是“中國做對了什么”:因為改革了,才可以獲得“三個紅利”?,F在,“三個紅利”逐漸消失了,怎么辦?只有一條路,加大與深化市場化改革,建立起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這是我想表達的第二個意思。

    第三,對于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發展成就是不是奇跡,世界范圍內很多人持懷疑態度。但中國奇跡是是實實在在、看得見,摸得到的:經濟增長時間如此長、變化如此大,同時伴隨著人均收入的實際大幅增長——這是一個重要指標。中國在諸多領域有了重大突破,已經具有了很典型的現代意義的增長,不是簡單的經濟總量增長。這是奇跡的根源。

    但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形成了一個非常簡單的思維定式:將經濟增長率當作政績,好像高增長就證明了我們正確、就證明了我們的體制優勢。如果按這個邏輯,現在經濟增長率降低了,體制就沒優勢了嗎?這顯然是一個悖論。在這個悖論下,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做了。

    簡單地以經濟增速高低論優劣,往往什么都說不清楚。增速上去了好、下來了不好,結論就是很滑稽的越快越好。目前拉美經濟,如巴西等國陷入經濟衰退,大家肯定認為不好;而真實的判斷根據應當是,高增長率降下來之后,用得鋼筋、混凝土更少,能耗更低,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改善,那當然是好的;如果增速下來了,全要素貢獻率也下來、甚至下得更多,那不就是“康乾盛世”的一地雞毛嗎?(“康乾盛世”在中國農業社會應該是做到最好了)“康乾盛世”化成一地雞毛,就是增長過程高度依賴于人口和土地的增長?,F在時代變了,中國可能又面臨一個新的局面,回頭看,發展非常好;往前看,一個新的浪頭又來了……

    中國現在面臨的一個很大問題是:追趕發達國家,不是量的問題,而是質的問題解決不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了35年,但還沒消除追趕過程的“剪刀差”。所謂“剪刀差”就是,盡管經濟增速高,但總量規模主要是靠人多加起來的,與發達國家的人均水平絕對差距還在明顯擴大。比如,1980年美國人均GDP是1萬美金,中國人均只有300美元,是美國的三十分之一;現在中國人均GDP是美國的五-六分之一,但相對于美國人均接近五萬美元,我們是人均8000美金,絕對差距從10000美元擴大到了近四萬美元!我們在短期內不可能在質量上追上發達國家。認識到這一點,就要調整姿態,從百米沖刺換成馬拉松長跑。這個追趕過程,可能還會持續50年、甚至更長。

    經濟調整的方向需要政治決策

    經濟觀察報:在“三大紅利”消失、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似乎有兩種不同的主張:一種主張通過緊縮來推動結構調整,另一種是主張短期內還要靠投資和刺激政策保增長;另外,隨著經濟增速放緩,對于中國會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擔憂多了起來,你怎么看?

    唐杰:5月10號《人民日報》發表的習近平同志講話《新常態是個客觀狀態,沒有好壞之分》,是一個重要的理論突破,意味著把經濟增長速度高低與制度優勢論脫鉤。過去三十多年政府做對了,推動改革開放,抓住了“三個紅利”,加上中國人民吃苦耐勞,我們實現了10%的高增長。當人均收入達到8000美元,勞動力不再便宜了,人口老齡化開始了,經濟全球化進入了調整期,我們經濟增長率走低就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

    “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有兩種:一種是拉美式的——不斷消費,越消費越多,沒錢了就去借;另一種可能是中國要遇到的——投資率不斷上升,投資效率越來越低,壞賬不斷增加,經濟最終趨于停滯。當然,很多經濟學家并不贊同世界銀行創造的這個并不很嚴格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也有經濟學家認為按人均GDP衡量,中國已經跨越過了“中等收入陷阱”。

    我們應當避免對不嚴格的概念做嚴格爭論,但可以這樣來提出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七十多年,很多發展中經濟國家和經濟體都經歷過高速增長,但真正完成了追趕、成為發達經濟體的成功案例很少。為什么?因為發達經濟體增長雖然慢,但是持續增長。發展中經濟體增長快,往往不可持續。發達經濟體慢增長可持續,來自于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大。由此,出現了經濟增長中“龜兔賽跑”,兔子跑得快卻追不上龜的悖論。

    未來中國要從兔子變成龜,解決技術進步能力低下、投資邊際收益加速遞減的問題,要通過提高經濟素質、勞動力素質,提高教育水平,要把勞動力從平均初高中水平,達到大學水平,推動產業技術和組織創新,用創新和高端制造來淘汰低端產業,實現經濟結構的動態升級。

    舉個例子:上市公司換董事長后,常干的一件事,就是把財務報表中的壞賬全洗出來,利潤大幅下滑,當期業績很差,公司形象可能不好,卻會創造一個扔下包袱、低開高走的效果。我們現在面臨的情況有些相似,就是要扔下包袱、敢洗壞帳。

    曾經很長時間,我們并不很清楚,“三個紅利”對我國高速增長的意義,現在也不太愿意承認這個問題,拼命頂著不讓增長率掉下來,已經出現了很突出的投資邊際收益加速遞減問題。

    我做了一個并不復雜的經濟統計,比較了過去五年北京、深圳、上海、廣州、天津、重慶及全國投資率和R&D(研究開發支出占GDP比例)的變化。深圳、北京、上海的投資率是下降的,廣州投資率略有上升,天津和全國平均率投資率到了80%,重慶到了98.5%。投資率的倒數是投資效率,比較的結果更加直觀,北京、上海、廣州平均一塊錢的固定資產投資可以生產3塊錢的GDP,深圳是5塊錢,天津和全國平均水平1塊錢投資帶來差不多1.3塊的GDP;重慶只有1.01。再來看R&D,京深滬在大幅上升,明顯高于廣州、天津、重慶和全國平均水平。重慶的R&D還在下降,已經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什么是中國的一線城市?不是速度,是質量,是用創新創造了更高投資收益的城市。我們得到另外一個結論,高固定資產投資率與低R&D的組合就是要淘汰的傳統發展模式,因為這樣得來的高增長是不可持續的。

    長期以來,各級政府有一種錯誤的傾向,把總需求管理的“三架馬車”看作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把凱恩斯當作馬克思,這是很荒唐的。改革開放35年的經驗恰恰相反:改革開放是什么,就是供給側改革,加入WTO就是供給側改革。

    經濟觀察報:這個,怎么理解?

    唐杰:消除制度性障礙,讓所有的創業和創新得到回報,就是供給側改革。中國兩次大的改革,1978年改革開放和2001年加入WTO,就是供給側改革。因為WTO實際上解決的是整個國際貿易和國際經濟關系成本的迅速下降。加入WTO前后,大家都擔心開放會把中國很多產業沖垮。結果,除了大豆產業,沒看到哪個產業被沖垮。

    中國經濟從2008年前后開始至今,有一個很奇特的現象,經濟增長速度愈發地平穩。先穩定在9-10%不動,現在是穩定在6-7%,仔細想想這其實是很可怕的,如同人的心律是一條水平線!我們要打破經濟周期是資本主義危機表現的傳統觀念,認識到經濟危機的積極作用,清除過剩產能、淘汰落后企業。只有不斷地淘汰落后,新技術才可以發展。經濟的繁榮和蕭條同期性出現,如同心率上下波動,是健康而不是有害。

    經濟增長是這樣一個過程:當一項新技術、新產業出現時,投資會蜂擁而上,投資過剩、產能過剩也使得新產業規模迅速崛起,技術創新不斷深入。大浪淘沙,落后的技術、落后的企業就會被淘汰,真正優秀的才能留下來?,F在回頭看,2000年的美國股市互聯網泡沫破滅了,但數字革命沒結束,出現了一波又一波技術和產業創新??梢?,從繁榮到衰退的調整幅度越大,無望的企業退出越快,經濟觸底反彈就越快,長期經濟發展就越健康。

    如果我們真能認識到,經濟繁榮和衰退對產業技術創新的推動作用,認識到經濟周期的重要功能是淘汰落后,自然就會聯想到目前中國經濟增長率下滑的積極意義,就會看到對經濟增長減速的容忍程度,為什么經濟增速6.5%是合理的?降到5.5%就不合理?從一定意義上講,這是個政治判斷!

    回顧歷史,上世紀九十年代,朱镕基總理從1994年開始調整,一直調到2001年加入WTO才結束。兩相比較,目前我們的調整還沒真正展開,還在拖。中國這輪大調整,需要做更大、更艱苦的努力,要做好熬的準備。我們要有清醒認識:越不敢去產能,拖著、留著,可能拖出辦法,但也可能拖垮了,未來的麻煩就越大。不拖,就要采取汪洋同志在廣東提的“騰籠換鳥”。這就要做兩手:一手是放手調結構、去產能;另一手是做大規模的培訓轉崗。因為結構調整意味著大量就業崗位永久消失了,要讓勞動者掌握新的知識、技能,為進入新產業做好準備,而不能讓他們滯留在過剩產業里。

    比如,中國現在鋼鐵年產能是8億噸,在北京周圍方圓五六百公里內就有6億噸產能。誰都知道未來中國再也不需要8億噸鋼鐵產能,有四、五億噸鋼鐵產能可能永遠要被淘汰掉。假設1億噸鋼鐵產能直接就業人數是50萬,帶動相關就業100萬,淘汰五億噸鋼產量,會減少就業六七百萬。怎么辦?讓他們呆在鋼鐵廠里不失業?結構調整就有結構失業,失業要有失業救濟,要保證失業培訓,要推動再就業,這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內容?,F在保增長不能和保就業掛鉤。要反過來,加強社會保障,加大培訓和再就業。沒有完善的社保制度,政府就害怕失業、就不敢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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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孫易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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