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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國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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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觀念的方法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作者:范冬萍  華南師范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華南師范大學系統科學與系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現代化理論與實踐創新。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戰略性布局、整體性推進的系統觀念,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然而,當前國際環境日趨復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我國正在經歷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改革發展穩定面臨不少深層次矛盾躲不開、繞不過,新的不確定性和難以預測的因素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一些制約高質量發展的卡點瓶頸往往影響到全局性發展。因此,面對國內國際兩個大系統及其之間的復雜關系,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必須堅持系統觀念。系統觀念是具有基礎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一個重要原則。

    系統觀念作為一種科學方法論,正是以解決復雜系統問題為導向、以系統整體論為理論基礎、以系統方法論為核心的一種應用系統思維范式,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因此,我們只有深刻理解系統觀念的方法論蘊含的價值,才能更好地運用系統觀念處理我國新發展階段所面臨的各種復雜性問題。

    基于系統整體論,系統觀念以系統性思維深刻認識新時代我國發展面臨的問題的復雜性,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

    長期以來,人們在認識自然界的奧秘和客觀世界的發展規律過程中,形成了還原論和整體論兩種方法論。還原論認為現實世界的本質是簡單性的,強調整體是部分的總和。因此,對復雜事物的認識,應該從部分開始,通過將復雜事物分解為簡單的部分,然后從部分認識整體。傳統的整體論則認為宇宙萬物是復雜性的,強調局部決定于整體。因此,應該從整體開始,了解部分與整體的關系,才能認識事物的復雜性。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整體論認為,在整體與部分的關系上應立足整體,從整體看局部,強調下向因果關系,強調整體對局部的產生和決定作用。同時又主張在主客體的統一中把握整體,因此,人與自然不是處在主客對立中,而是處在統一整體中,二者具有同構性,表現為“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的理念。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許多科學家越來越意識到他們不得不面對一個似乎令他們窘困的事實:整體真的可以大于部分相加的總和。除了簡單的物理系統外,世界上幾乎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都被裹罩在一張充滿刺激、限制和相互關系的巨大的非線性大網之中。正是這種整體與部分之間關系的難題促使奧地利生物學家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提出“我們被迫在一切知識領域中運用‘整體’,或‘系統’概念來處理復雜性問題”,開創了研究系統整體性的系統科學。貝塔朗菲認為,組合性特征就是依賴于整體內部特定關系的那些特征。因此,我們不僅必須知道部分,而且還必須知道關系,才能理解這樣的特征。系統科學的發展揭示了事物之所以具有整體性的最重要原因是作為組成部分的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即要素之間的非線性關系,而不是作為實體的組成部分。非線性關系在系統存在與演化中也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因此,科學家們越來越意識到,僅僅從部分認識整體是有局限的。要真正認識和解決“人類究竟是如何認識和處理復雜性的”這個難題,需要一種“超越還原論”的新方法論。系統研究的發展已形成了區別于還原論又與還原論相互補充的關于系統整體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論,即一種系統整體論。

    系統整體論是系統觀念的理論基礎,整體性是系統科學及其哲學思想的最基本概念。系統整體論強調,正是組成系統的要素之間既相互區分、又相互作用的關系,形成了能夠與其環境相區別的系統邊界,系統在演化中生成了組成要素所不具有的新的整體性質、功能、行為和規律,而且往往不能僅根據要素的性質和行為進行解釋和預測。因此,我們認識和處理復雜系統問題時,需要特別強調把握系統的非線性關系,即需要形成一種系統性(systemhood)思維。系統性思維是與事物性(thinghood)思維相區別的一種整體性思維。事物性思維更多關注的是事物作為一個實體之間的差別,關注整體中組成部分及其具有的實體性和獨立性,因而經常表現為以一種孤立和部分的視角看問題,以一種機械的方式解決問題。而系統性思維關注的主要是所有具體事物作為“系統”所共有的、獨立于要素實體的相互關系,如前所述的“非線性關系”??梢?,這兩種思維方式強調了系統的兩個不同方面。系統性思維不是要完全拋棄對事物性的認識,而是認為“關系”比“實體”對于我們認識一個作為系統的整體更加重要。系統性思維強調我們在理解和解決復雜系統問題時,應該從整體的層面分析和把握系統要素之間的關系、系統要素與系統整體之間的關系、系統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系統性思維對于我們理解和把握我國正在進行的社會變革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的復雜性,以及應對這種復雜性挑戰的新發展理念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我國在新發展階段面臨的問題的復雜程度明顯增加,全局性更加突出。實踐遇到的新問題、改革發展穩定存在的深層次問題、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國際變局中的重大問題等,都是具有整體性的復雜系統問題。因此,我們只有運用系統性思維,才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深刻把握問題的全局性和關鍵性,才能更好地理解為什么解決我國新時期的復雜系統問題需要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首先,新發展理念是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回答了關于發展的目的、動力、方式、路徑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闡明了我們黨關于發展的政治立場、價值導向、發展模式、發展道路等重大政治問題。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具有內生性和引領性;協調作為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工作機制;綠色是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路徑,也是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體現;開放是國家繁榮發展的必要條件;共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其次,只有科學把握新發展理念的系統性,我們才能更好地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我國的現代化建設是一個系統整體,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是系統中的五個子系統。因此,我們應該更加注意把握五個子系統之間的相互約束、相互促進關系,甚至相互競爭和相互排斥的非線性關系,特別是一些關鍵性關系、突出性問題。例如,在我國資源環境約束日益趨緊,生態環境保護任務依然艱巨的形勢下,經濟建設與生態文明建設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張力。但是,如果我們以系統性思維將人類社會與自然看成一個社會生態系統,那么,社會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則是經濟建設和生態保護的共同價值和目標。因此,在實踐中,生態系統多樣性、穩定性、持續性、碳匯能力的提升,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都是一種“生態紅利”,與發展經濟具有內在的目標一致性。同時,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低碳化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我們可以通過推動綠色環保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形成綠色低碳的生產方式,從而落實“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發展理念,推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可見,運用系統性思維,有助于提高戰略思維能力,讓我們能夠更好地把握復雜事物或實踐問題的整體性以及系統的關鍵性關系,從而在實踐中統籌各種關系,協同發力,產生集成性的系統效益。

    基于系統演化論,系統觀念以辯證協同思維,準確把握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存在的深層次矛盾的多元辯證性,推動高質量發展

    系統如何從無序演化到有序,如何從低有序狀態演化到高有序狀態是系統科學研究的重要內容。比利時學者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提出了系統自組織演化的耗散結構理論。他認為,自組織現象是作為一個嶄新的科學范式出現的,它使人們可以設想出復雜性如何在自然中出現,以及在何種程度上被加以探索研究。如前所述,系統的非線性關系是一個系統具有整體性的關鍵。耗散結構理論和協同學理論則進一步揭示了系統內部要素之間的非線性關系是系統演化的動力,非線性關系往往表現為一種“互斥即互補”的辯證關系,例如封閉性與開放性、自組織與他組織、確定性與隨機性、競爭性與協同性關系,并且在系統自組織演化的“混沌邊緣”表現得特別突出。例如,作為宏觀變量的序參量來源于系統要素之間的非線性作用,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因果作用的結果。同時,序參量又對微觀的系統要素的行為具有役使作用,發揮一種自上而下的因果作用。序參量與要素之間這種復雜的辯證因果關系,是決定系統從無序向有序演化的內在動力。

    許多著名的科學家認為,系統思想與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辯證思想具有內在的契合性。例如,量子物理學家玻爾(Niels Bohr)將太極圖用在家族族徽的設計上,在這個族徽上還寫上了一句拉丁文:Contraria sunt Complementa,其意思就是(Contrary is complementary)“對立者是相互補充的”。普利高津認為,“耗散結構理論對自然界的描述非常接近中國關于自然界中的自組織與和諧的傳統觀點”。著名物理學家赫爾曼·哈肯(Hermann Haken)則認為“協同學含有中國基本思維的一些特點。事實上對自然的整體理解是中國哲學的一個核心部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在中國傳統整體論中,“互斥即互補”是一個非常顯著和獨特的思想。例如,陰陽五行學說中,陰陽對立與統一的辯證關系是根本性的。在中華傳統文化中,世界上幾乎所有二元對立統一的現象都可以泛化為陰陽的關系?!兜赖陆洝分谐錆M“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無為而無不為”等辯證思想。王夫之認為“方動即靜,方靜旋動;靜即含動,動不舍靜”“天地之氣,恒生于動,而不生于靜”,表達了動與靜、變與常之間互斥互補的辯證關系。因此,陰與陽、有與無、盈與缺、福與禍都是相互對立、相互排斥的關系,同時又都是闡明復雜現象所共同需要的,兩者互為補充,從而構成事物的整體。“互斥即互補”的辯證關系使世界萬物表現為一種動態的相互轉化、相互協同的系統性關系。

    我國系統科學的主要開創者錢學森先生非常重視系統科學中蘊含的辯證哲學思想。他把用系統的觀點去研究整個客觀世界(包括人自己在內的)的科學稱為“系統科學”,系統科學的最高概括為哲學性質的“系統論”,系統論則是全部人類知識最高概括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塊基石。我國控制科學家郭雷認為,19世紀,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等西方傳統哲學基礎上創立了唯物辯證法,他們在社會和自然系統研究中大量運用了系統思想和方法,揭示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馬克思的《資本論》研究了資本主義體系內在邏輯矛盾和發展規律,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為系統論發展奠定了基礎??梢哉f,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系統科學的先驅。恩格斯辯證法思想與當代系統科學哲學的一些概念和思想有著內在一致性。恩格斯在思考自然界及其發展歷史、自然科學及其分支科學之間的關系時表現出一種整體性與層次性的辯證思維;在描繪自然界自我運動和演化的辯證圖景時,提出了物質運動不滅思想,強調事物轉化的內在能力,而這正是系統自組織演化機制的一個核心思想。恩格斯的質量互變規律可理解自組織臨界性和復雜性突現的另一種表現。系統科學豐富和發展了辯證法思想,系統觀念可以說是唯物辯證法在當代的一個新發展。系統觀念的辯證協同思維對于我們準確把握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存在的深層次矛盾、推動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指導作用。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偉大成就,同時也存在一系列長期積累及新出現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存在著各種需要解決的重大關系。例如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關系、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關系、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的關系、“膽子要大”和“步子要穩”的關系、共同富裕與“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和關系都是具有非線性特征的辯證關系,是由我國國情決定的。因此,要回答和解決這些重大關系和實踐中的矛盾,我們首先要注意克服簡單化的線性思維、局部機械化的分析思維,同時要吸收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互斥即互補”的辯證思想。然后,以辯證協同性思維準確把握各種對立統一關系,解決突出問題。在理解發展的總體目標時,要以辯證系統性思維將總目標看成是一個動態演化的系統。在理解不同的階段性目標時,要將歷史、現實和未來之間的關系視為一種非線性的動態關系。在前瞻性思考和整體性推進中,掌握演化過程的不確定性,識別“混沌邊緣”可能產生的新機遇,穩中求變,變中求新,才能真正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標相結合、漸進和突破相銜接、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統一,才能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之間的關系,從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

    基于系統復雜性突現理論,系統觀念以適應性創新思維,深入推進改革開放、創新發展

    新時代以來,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深入推進,書寫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新篇章。但現代化發展進程不可能一帆風順。我們只有科學認識復雜系統演化的規律,從我國國情出發,站在時代高度,才能真正把握與時俱進的社會發展理論和方法論,才能更好地指導我國實踐。

    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計算機模擬方法研究復雜適應系統的突現現象,形成了關于復雜性如何產生的理論,為系統觀念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礎。復雜適應系統的最基本的特征是:它們由大量不同要素聚集而成,而這些要素是具有適應性的主體。正是適應性主體之間相互適應性的關系,產生了新的適應性主體,每一個新主體之間又進一步產生相互適應性關系,這種相互約束、相互生成的關系會在某個臨界點(混沌邊緣)突現產生出某種新的性質或新的事物。在系統突現的過程中,科學家們發現:系統復雜性的產生對于系統的初始條件具有極大的敏感性,對于環境的開放性、系統的歷史條件、演化路徑等具有極大的依賴性,可以概括為一種復雜系統的條件依賴性的定律(Condition-dependent laws)。因此,根據復雜系統突現的有關理論,我們在理解和處理現實的復雜系統問題時,首先要有一種動態生成論的觀點,即在發展過程中新的有序性或新的整體性會不斷出現,并且具有不可預測性,即突現性;其次,要有歷史性和約束性思維,要認識到新事物的生成依賴于其初始條件、歷史路徑,依賴于系統與環境的開放性等約束條件;最后,相互約束的適應性是生成新性質和新整體的內在機制。

    系統科學揭示的復雜性生成理論與中華傳統文化蘊含的“生成論”思想具有內在一致性。中華文化具有素樸的生成論思想,例如,《道德經》的道生萬物,突出了“生”的思想。“生生之謂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等思想,揭示了整個世界乃是“生生不已”“大化流行”的動態有機整體。這種生成論思想和當代復雜系統的突現理論為我們理解和解決諸如社會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這類包含人類價值的復雜系統問題提供了一種方法論:適應性創新的思維。

    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始終要從國情出發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我國十四億多人口整體邁進現代化社會,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艱巨性和復雜性前所未有,發展途徑和推進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點。因此,各地區要根據自身的條件,包括自然、經濟和社會歷史條件,分析自身的優勢和短板弱項,探索既有利于國家層面的發展,又具有自己特色的發展路徑和發展模式,不能脫離大局、脫離實際。只有適應和服從國家大局,才能明確自己的定位和發展的方向,才可能創新發展。同時,我們要注意的是,復雜系統能夠生成新的有序性的一個重要機制就是適應性突現,也就是一種創新。因此,要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深入發展,我們要對科技發展新趨勢有準確的判斷,面向經濟主戰場,提高適應性的科學應變能力,集聚力量進行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大力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融合集群發展,構建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綠色環保等一批新的增長引擎,構建適應性創新動力機制,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

    改革開放是復雜的系統工程。新時代,唯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更好踐行新發展理念,破解發展難題、增強發展活力、厚植發展優勢。因此,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要求我們必須提高辯證思維和系統思維能力;要求我們以開放性思維、適應性創新思維的系統觀念,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定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深入推進創新發展??v觀我國40多年改革開放歷程,我國能夠取得輝煌成就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堅持開放性、適應性和創新性的系統觀念,并且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完善系統方法論。因此,“開放是國家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

    在深入推進改革開放時,我們要強化系統觀念,始終立足我國的基本國情和優勢條件,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聯動效應,維護多元穩定的國際經濟格局和經貿關系。在實踐中,以適應性創新思維,既要有應對風險的憂患意識和底線思維,又要有敢于創新的勇氣和魄力。例如,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開啟了“用好‘一國’優勢、探索‘兩制’銜接、整合三地資源、實現共同發展”的新一輪開放合作和創新性改革。各種要素在相互約束和相互促進的過程中,形成自己內在的自組織發展機制,并與外在環境形成一種適應性機制,構建出一種多元協同發展的系統格局。因此,用好適應性創新思維的系統觀念,我們才能夠更好地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服務國家戰略。

    總之,系統觀念是我們力圖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的一種科學方法論,它蘊含了系統性思維、辯證協同性思維、適應性創新思維等方法論,為我們深刻認識新時代中國發展面臨的問題的復雜性,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準確把握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存在的深層次矛盾的多元辯證性,推動高質量發展;深入推進改革開放、創新發展,提供科學方法論遵循,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系統科學方法論,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責任編輯:張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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