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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視野下的認知域及其國家安全戰略價值

        【摘要】認知域已經成為今天世界范圍內國家安全戰略的一個重要陣地。在哲學上,認知域是讓人的認識成為可能的基礎,香農、??碌人枷爰曳治隽嗽谌祟愂澜绲男畔鞑ズ椭R建構中認知域的基礎性地位,而認知域之間的競爭也成為了導致后真相社會的認識論根源。進入數字時代和智能社會之后,認知域從人類的心理學和語言學領域進一步擴展到計算機算法和數據結構之上,新的認知域概念帶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智能環境和空間,這個空間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具有國家屬性的,是未來各個國家爭奪的新領域。因此,對于未來國家安全戰略而言,為了獲得“領云”中的戰略優勢,必須在自主的算法系統、數據結構和操作系統的協作下建立一定的認知域主權,唯有如此,才能在智能空間和萬物互聯的世界維護和保障國家安全。

        【關鍵詞】人文視野 認知域 國家安全戰略

        【中圖分類號】TP3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1.005

        藍江,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導,江蘇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為當代歐陸馬克思主義和激進思潮研究。主要著作有《忠于事件本身:巴迪歐哲學思想導論》《一般數據、虛體與數字資本:歷史唯物主義視域下的數字資本主義批判》《阿甘本五講》等。

        2023年5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二十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強調要“加快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1]。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議上強調指出:“當前我們所面臨的國家安全問題的復雜程度、艱巨程度明顯加大。國家安全戰線要樹立戰略自信、堅定必勝信心,充分看到自身優勢和有利條件。要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要加快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突出實戰實用鮮明導向,更加注重協同高效、法治思維、科技賦能、基層基礎,推動各方面建設有機銜接、聯動集成。”[2]在這段文字中,需要關注的是,國家安全體系已經與“科技賦能”“基層基礎”高度聯系在一起。隨著科學技術及其應用的發展,需要我們在更多方面“聯動集成”地思考國家安全戰略問題。

        今天,我們看到,云計算、大數據技術、深度學習、邊緣計算、人工智能、虛擬現實、元宇宙等技術的新發展,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挑戰了以往對國家安全戰略的認知,而這些由新科技領域形成的技術空間和虛擬現實的體系,其實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充滿了意識形態和地緣戰略的斗爭,其中最為核心的體現就是美國國防部在2016年提出的“多域作戰”(Multidomain Operations)觀念[3]。“多域作戰”已經超越了傳統意義上對戰爭的認識,即除了人們經常理解的物理層面的武器作戰(物理域),以及意識形態中的觀念作戰(觀念域),還提出了“認知域”(cognitive domain)的作戰問題。一方面,認知域作戰不是純粹的物理戰斗,因為它完成的是對人類意識和認識的影響,其作用的對象是認知(當然不只是人類的認知,也包括了人工智能的認知)。另一方面,認知域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意識形態斗爭,即它并非通過掌握新聞媒體、教育、情報等方面的內容,從而達到對人類的意識形態影響;與之相反,認知域更接近于數字技術和智能技術的底層算法層次,換言之,是在智能—數字時代讓認知成為可能的東西,這種東西是在算法的底層架構了一個基本格式,或者是最樸素的算法模型,所有的數據和信息,都是在這個最基本的格式和模型上構成的,這種最基礎的算法模型和基本格式就成為認知域作戰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然而,對于認知域的研究,迄今為止大多出現在軍事領域和理工類的技術領域,人文學科對這一新的國家戰略的新領域,并不太熟悉。隨著社會認識論研究的發展,尤其是數字技術、通信技術和智能技術的介入,我們需要重新看待人文學科視野下的認知域問題。因為認知域興起帶來的不僅僅是技術的變化,更促進了人們在巨大的信息繭房里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的塑形,也涉及個體在基本認識上的構成。對于這個問題的理解和解釋,不是一個純粹的技術問題,而是需要人文學者參與思考的問題。我們在面對未來國家安全戰略的時候,需要一個什么樣的共同認識,如何在數字技術和智能技術的介入之下實現這種認知域的戰略價值。

        后真相社會下的認知域

        在5G通信技術、認知科學、智能技術、數字技術高度發展的今天,有一個很知名的概念,就是“后真相”(post-truth)。在2016年唐納德·特朗普戰勝希拉里·克林頓當上了美國總統之后,這位號稱以Twitter治國的總統成為人們競相議論的對象,其中,在美國知識界,對這個問題最有名的解釋,就是Twitter、Facebook(現改為Meta)、Instagram、TikTok等社交媒體帶來了一個被“后真相”包裹著的認知,在這種認知的支配下,形成了所謂的后真相社會。后真相社會并不是說大家不再相信真實的東西,也不是人們只看那些虛假的新聞,而是說真實和虛假的標準,在突然之間變得無效。換言之,我們不能在真與假的二元論基礎上來理解后真相問題,而是什么樣的基礎構成了真與假的區分,這個構成的基礎和區分的工具是否具有普遍性和通用性。筆者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就強調過,真相是建立在認識論基礎上的一個事實判斷,“人之所以為人,并不會因此囿于這個認識論上的藩籬,一定會使用各種方法去趨近于真相。在趨近于真相的過程中,也就是一旦我們走出自我意識的圈子,面對所謂的真實世界的時候,一定需要某種工具,而這種工具是作為我們前行的基礎和支撐。”[4]簡言之,數字技術和智能技術的發展,真正帶來的問題不是假象取代了真相,而是人類社會在認知上用以區別真與假的工具和基礎產生了問題。以往人們可以信賴科學的研究、經驗的判斷以及數據分析得出的事實,而今天人們被包裹在真與假摻雜的信息和數據里,在各種文章、圖片、視頻等信息的沖擊下接受了所謂的“事實”。隨著ChatGPT和Midjourney等生成式智能應用的出現,各類信息都是可以生成和修改的,看起來像是真實的照片或視頻,其實可以應用人工智能程序經過分析合成而產生,在這樣的資訊面前,我們究竟依靠什么來判斷信息的真與假,如何塑造數字技術和智能技術下的真實。

        以數據為例,之前的數據統計和分析信息是相對可靠的,而大數據時代,出現了各種不同類型的數據信息。一些重要的數據信息,如國內生產總值GDP,消費物價指數CPI,采購經理指數PMI等,都是統計一個國家經濟狀況的核心數據。這些數據互相映襯,很難造假,所以成為經濟學分析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狀況及其趨勢的主要依據。從這些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經濟體的實際經濟狀況。但是,在大數據時代,這些數據其實包含著一些很難統一的因素。例如,赫克托·麥克唐納在其《后真相時代》一書中就曾經列舉一個案例,“當科技改變我們的活動和我們重視的事情時,國內生產總值和人類福祉的差異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連續多年保持停滯。評論家認為,這意味著我們的生活水平也處于停滯狀態。不過,在這段時間里,我們的機器、溝通和醫學質量得到了顯著提高,我們獲得了幾乎無窮無盡的知識、音樂、電視、書籍、網絡和游戲資源……由于所有這些事情都不需要花一分錢,因此這些價值大部分被國內生產總值的統計數據忽略了”[5]。在某種意義上,GDP的統計數據當然是真實的,而我們對自己周邊生活的感受也是真實的,但是這兩種所謂的“真實”在數據上并不完全匹配,甚至無法在統一的理論框架下來解讀,這意味著,并不是經濟學和統計學的數據出了問題,也不是我們對周圍生活的感知出了問題,真正的問題是:我們的認知在何種意義上是一種認知,并主導著我們對周圍事物的思考?

        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回溯到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履抢?,在他的《知識考古學》中,有一個十分經典的問題,即知識是如何形成的???陆忉屨f,知識“涉及一些應該被話語實踐形成的要素,以便科學話語如有必要便可形成,而科學話語不僅被它的形式和嚴謹性所規定,還被它涉及的對象、它運用的陳述類型、它使用的概念和它應用的策略所規定。因此,科學不見得要關聯著過去或現在應該被經歷的東西,以便科學特有的理想性的意圖得以建立,而是要關聯著過去應該被說出來的東西——或者現在應該被說出來的東西——以便有一種在必要情況下符合科學性的實驗標準或形式標準的話語能夠存在”[6]。??玛P心的知識問題的根據在于,知識并不在于真實的事實性,也不在于其真理性,而是在于這些所謂的“真實”如何在話語中說出來。簡言之,事實的發生,真相的存在是一回事,而如何用“符合科學性的實驗標準或形式標準的話語”將這些真相表述出來是另一回事。在前面提到的數據案例中,我們之所以相信數據,是因為近代以來的實證科學體系,已經把科學話語建立在嚴格的數據分析和演算之上,只有那些符合數據分析和表述的話語,才是真正的科學話語,只有這種話語才能表述出“真相”。例如,在今天的歐美各國,消費物價指數CPI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今天的經濟學話語認為CPI是反映一段時期內居民所購買的生活消費品和服務項目價格變動趨勢和程度的相對數,當然,這是對所有居民(包括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消費物價指數進行綜合計算的結果。在經濟學話語中,我們之所以關注CPI,是因為這個指數直接與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的狀況緊密相關,其可以衡量人民生活的實際生活水平。但是問題在于,我們之所以相信CPI,其根本是我們對近代以來的實證科學的基礎的信任;也是對經濟學話語中,如何構成和統計CPI,以及經濟學對CPI指數與實際通貨膨脹水平的相關性解釋的信任。唯有當我們具有對經濟學話語以及實證科學的信任,并將這種話語作為我們知識的底層,這些數據才在政府機關、媒體、學術界以及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表現為真實的知識。為了說明這一點,在《詞與物》和《知識考古學》中,??率褂昧?ldquo;知識型”(épistémè)這一概念。用??碌脑拋碚f,“知識型是指能夠在既定時代把那些產生知識論形態、科學、可能還產生形式化系統的話語實踐連接起來的關系集合;它是指朝向知識論化、科學性、形式化的那些過渡在每一種話語形成中進行定位和得以實現所依據的方式”[7]??偠灾?,所謂的知識型,就是我們在科學和日常生活中,用來表述知識和真理的話語實踐的規則。

        ??玛P于知識型的界定,已經十分接近于今天的認知域問題。實際上,從信息論的鼻祖克勞德·香農開始,就已經將認知域問題作為思考數據、信息和認知的最基礎問題。在其最重要的著作《傳播的數學理論》中,他十分明確地指出:“通信的基本問題是在某一點上準確或大概復制在另一點上選擇的信息。信息常常是有意義的。換言之,它們根據某一系統指涉某些物理實體或觀念實體,或與之有關聯。”[8]這里的關鍵詞不是信息的復制,而是“選擇”。在信息傳播中,我們一開始面對的并不是準確的信息,而是一大堆訊號,這些訊號無法整合為有意義的信息,為了信息的傳播,香農認為需要創造一套系統形式,從而降低信息的熵,讓無意義的信號或噪音可以在系統之中變成有意義的信息,而真正在傳播中實現的,恰恰是這種被系統加工過的信息。信息是具有意義和內容的符號體系,而在系統加工之前,他們就是無意義的信號,我們的認知和知識只能在有意義的信息之上運行,而無法理解噪音和雜亂的符號。由此可見,我們的知識或認知所能把握的一定是在經過??率降?ldquo;知識型”或香農的“系統形式”加工后的內容信息,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這些“知識型”和“系統形式”,我們便無法形成有效的認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把這種將各種噪音和雜亂符號、信號加工成有意義的信息或知識系統稱之為“認知域”。“認知域”是讓我們的知識和認知成為可能的東西,沒有“認知域”,我們便無法從周圍的世界中獲得有意義的信息,也無法形成任何知識和認知。

        作為最基礎的系統規則和形式,“認知域”不僅決定了我們知識的可能性,也決定了我們可以形成什么樣的認識,例如,我們對疾病的認識,實際上也取決于不同的“認知域”。在傳統中醫的“認知域”中,不同的疾病建立在經絡學說基礎上,如對于感冒,張仲景的《傷寒論》中的解讀是“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9]。而在法國生物學家路易斯·巴斯德發現了微生物的存在之后,現代醫學則將感冒發燒等癥狀與細菌或病毒的侵襲關聯起來。從這里可以看出,對于同種癥狀表象,如果基于不同的“認知域”,實際上會形成完全不同的認知。而更為重要的是,認知域實際上并不是唯一的,各個認知域之間是相互競爭和補充的關系,如果某個認知域占據了主流地位,也就決定了人們更可能采用什么樣的知識和認知。

        回到后真相社會的問題,通過認知域概念的引入,我們發現,后真相社會關涉的并不是真與假的問題,而恰恰是不同認知域之間的競爭與沖突的問題。某種之前占據統治地位的認知域逐漸衰落,從而讓各種不同的新認知域興起,這些新認知域并不代表著新的真理的誕生,而是反過來沖擊傳統認知域視之為“真知識”的存在。例如,特朗普的上臺,正是代表某種特定群體的認知域正在挑戰美國主流的認知域系統,并讓之前的主流認知域感受到后真相社會的來臨。也正是因為如此,在全球范圍內,意識形態斗爭演化為更深層次的認知域斗爭。

        生成式人工智能與認知域

        繪畫的人工智能系統Midjourney與ChatGPT一樣,成為2023年來人們關注的焦點話題。一般來說,Midjourney會針對用戶給出的一系列關鍵詞,畫出用戶所希望的圖像,如“畫出一對印度夫妻在恒河里的形象”,Midjourney會根據在語料庫和數據庫中學習得出的邏輯,給出一幅基本滿足用戶要求的作品。然而,我們是否可以設想這樣的情況:我們在用戶界面上輸入一系列亂碼時Midjourney是否也能繪畫?答案是肯定的。當有人嘗試給出一系列對人類來說完全無意義的字符時,Midjourney仍然能夠繼續作畫,無論這幅畫是否滿足用戶的要求。而實際在哲學層面上,這產生了一個后果,即對于用戶來說毫無意義的字符,被人工智能程序變成了有意義的畫面。輸入這串亂碼的用戶,并沒有賦予這串字符意義,最后的結果卻是,輸出的畫面具有認識論上的意義,那么問題在于,其中的認知意義從何而來。

        在前面的討論中,無論是中醫和西醫,新自由主義政治和特朗普的民粹主義政治,以及后真相社會的認知型,實際上還沒有脫離人的認知范疇,即我們仍然討論的是人類本身的認知域。那么,在人類之外是否還存在著其他認知域的可能?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我們不用回到中世紀神秘主義的神學,其實在近代的物理學問題中,就有過類似的思考。例如,著名的麥克斯韋妖的問題。十九世紀的蘇格蘭物理學家詹姆斯·麥克斯韋,為了反對熱力學第二定律,設想了一種狀況:把一個絕熱容器分成相等的兩個,中間有一扇小門,在這個容器中,做著無規則運動的分子不停地撞擊小門,結果是一部分運動較快的分子會進入到其中一格,而另一格則是那些運動較慢的分子,由于兩格之間的分子運動速度不一樣,導致了兩格溫度不一樣。麥克斯韋時期的物理學似乎無法完美地解決這個悖論,于是,麥克斯韋只好假設出一個擁有智能的小妖,它可以鑒別出分子運動的速度,從而將一部分運動較快的分子通過“門”放入到另一格中,而其他運動較慢的分子停留在原先的格子中。這就是著名的麥克斯韋妖的問題。麥克斯韋妖之所以引起關注,不僅僅是因為它挑戰了物理學經典的熱力學第二定律,而是在于麥克斯韋妖如何獲得判斷分子速度的智能,進而這種判斷的智能是否意味著麥克斯韋妖也擁有某種知識。如果按照??碌恼f法,一旦麥克斯韋妖擁有知識,必然意味著它有知識型,即它會引發存在著非人類的認知域的問題。

        進入二十世紀之后,比利時化學家伊利亞·普利高津用耗散結構理論解決了麥克斯韋妖的問題。然而,這并沒有消除對于非人類認知域問題的思考。由于計算機技術的發明,基于機器學習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出現,仍然產生了不少關于非人類認知域的思考。例如,加拿大傳播學家羅伯特·洛根曾提出:“下一個加工信息的方式從科學和數學中出現,其形式是計算機技術,這是獨特的以賽博空間為基地的、自動加工和組織信息的方法。計算機技術的出現是為了應對科學技術的信息超載。最后,最新的語言形式出現了,那是以互聯網和萬維網為形式的語言,源自于計算機技術和電信技術的語言?;ヂ摼W的出現是為了應對計算機技術產生的信息超載,以滿足儲存和傳輸信息超載的需要。”[10]所以,在洛根看來,隨著計算機技術和數字技術的出現,已經出現了人類語言形式之外的新語言,而這種語言的出現勢必意味著出現了新的認知域。在計算機語言構成的認知域里,由于不依賴于人類的生理性身體和感知來創造語言和陳述,勢必意味著認知域的形式構成將超越傳統語言學設定的范圍,即存在著非人類或超越人類的認知域,為人類經驗和思想之外的認知提供了基礎。

        對于這個問題,美國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表達了不同的意見,他并不認為計算機語言和人工智能語言會帶來新的認知域。喬姆斯基曾經提出了著名的“生成式語法系統”(generative grammar system),換言之,語言只需要依賴于一個非常簡單的生成語法規則,就可以產生無限多的語句和認識。喬姆斯基認為:“語言的基本性質是:為了表達無限多的思想和對范圍無限的新情況作出恰當反應而提供手段。”[11]不過,喬姆斯基本人并不認為生成語法系統會真正產生無限的知識,就像語言學的巴別塔一樣;但問題在于,喬姆斯基意識到對于人類來說,之所以生成式語法不能無限地生成知識,原因恰恰在于人類生物性的有限性,以致于人類在語法、表達以及認知的生成上受制于人類大腦和身體感知的局限。不難理解,喬姆斯基的生成式語法系統也涉及了認知域的問題,即設定了最簡單的語法規則,在這個規則基礎上進行各種元素的無限關聯,從而不斷地生成意義和表述,達到不斷地生產認知和知識的可能性。今天在人工智能領域流行的ChatGPT、文心一言、Moss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無論怎么變化,其基本模型都是喬姆斯基式的。盡管在2023年初,喬姆斯基本人站出來反對ChatGPT的應用場景,但其對ChatGPT的批判不是批判其基本的認知域模型,而是批判這種無限的生成系統會不斷地侵犯人類的知識領域,造成超越人類生物性界限的情形。

        在語言學上,喬姆斯基看到了不斷吞噬各種各樣語料庫和數據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潛在力量,盡管生成語法系統仍然囿于人類本身的語言交流與思考,但人們已經意識到這種生成語法系統的潛力所在,這迫使喬姆斯基之后的人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如果取消了人類生物性的限制,那么生成式語法系統是否可以成為一種完全無法被人類理解和掌握的認知域。2023年3月8日,在喬姆斯基等人發表于《紐約時報》的文章《ChatGPT的虛假承諾》中,喬姆斯基實際上否定了人工智能具有認知域的可能性,文章指出:“ChatGPT和類似的程序在設計上是無限的,它們可以‘學習’(也就是說‘記憶’);它們沒有能力區分可能和不可能。例如,ChatGPT與人類不同的是,人類被賦予了一種通用語法,將我們可以學習的語言限制在那些具有某種近乎數學般優雅的語言上,而這些程序卻以同樣的方式去學習人類可能習得的語言和不可能習得的語言。人類可以理性推測的解釋是有限的,而機器學習系統卻能夠同時學習‘地球是圓的’和‘地球是平的’。”[12]喬姆斯基認為,生成式語法雖然可以無限生成語句,但它們只是機械地生成,而不是與真的判斷建立起聯系。盡管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統能夠生成“地球是圓的”和“地球是平的”兩個句子,但它無法在生成的表述和具體客觀事實之間建立有效的聯系。只有人類能夠在語言表述和真假判斷之間建立關系,ChatGPT之類的人工智能并沒有這種能力。在喬姆斯基看來,人工智能是沒有認知域的,它只有一個基本的生成語法的體系,而這個體系并不構成專屬于人類的認知域體系。這是因為,人工智能雖然能夠創造出新的語句,如“地球是平的”,但在人類的判斷中,這個語句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知識,因為其無法與人類世界的事實對應起來,因此只能淪為無效的語言組合。

        不過,如果認真分析喬姆斯基的邏輯,就會發現喬姆斯基對ChatGPT之類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批判,實際上陷入了一個循環論證。喬姆斯基認為,ChatGPT雖然能夠根據基層的樸素貝葉斯算法生成由人類詞匯組成的語句,這些語句卻不構成知識上的創新,因為人工智能只能根據句法來無限地生成語句和表達,無法對語句本身作出真理或知識判斷,而這種真理或知識判斷是人類認知域所獨有的。其實,在喬姆斯基指出ChatGPT無法進行真正的創造的同時,他自己也作了一個判斷,而這個判斷的基礎就是人類基于認知域進行的感知和邏輯推理;換言之,喬姆斯基認為ChatGPT生成的是一個“虛假承諾”,并不是真正的知識創新,而其作出這一判斷的基礎是人類本身的認知域,與他指出“地球是圓的”的判斷的基礎是一致的。而在人工智能領域,語句的生成及其形式,并不需要對應人類生活領域中的判斷結構,如被喬姆斯基批駁的生成性語句“地球是平的”,未必一定針對的是人類自身的認知域,而是可以在賽博空間中生成一個“地球是平的”的空間。例如,在網絡游戲或元宇宙空間中,“地球是平的”這個判斷是能夠具有意義的。不過,這個意義的生成并不取決于人類自身的生活經驗和邏輯推理,不依賴于現實世界,而是通過算法和虛擬現實技術形成了新的關系。在這個新的關系中,之前對于人類的認知域毫無意義的語句和表述,是可以生成為具有意義的知識的。最極端的例子就是前文提到的Midjourney,對于人類輸出的一堆無意義的亂碼,它可以生成有意義的圖像。這堆亂碼在人類的認知域中可能是無意義的,但基于Midjourney通過機器學習的認知域,則在亂碼符號與數據之間建立了邏輯聯系,也就是說在人類認知域無意義的亂碼,在非人的智能認知域中可以獲得意義。從這個意義上看,計算機技術和智能算法完全可以根據最基礎的語言結構,生成具有意義的系統;這個系統可以是非人的結構,即非人的認知域,一些之前不具有意義的語句表達,可以在這個非人認知域上生成意義,并被智能終端設備所理解,包括人類本身也在這個新的認知域中得到重新闡釋。在這個虛擬世界中,人的身體不會直接生成,而是會被虛體化,生成為一個數字孿生體。在數字世界中,我們不能依賴于身體的經驗來建立知識,而是需要依賴于數字化的虛體來建立與各種語言、算法和虛擬物品之間的關系,而這種關系的基礎不是之前現實世界中的認知域,而是在數字世界中重新生成的知識體系,即數字認知域。

        實際上,許多計算機研究領域的學者已經發現了這種數字孿生的非人認知域的存在,如意大利計算機學者和數學家羅伯托·薩拉科就指出,“技術和數字信息會有所幫助。認知數字孿生體領域的發展將支持知識的封裝和共享,使知識聚合成元知識(meta-knowledge),使知識生成新知識。人工智能是這個領域強大的工具。創建認知數字孿生體的初衷就是封裝機器(機器人)的知識。經過拓展的認知數字孿生體能映射一個人或一群人(團隊或組織)的知識。后者的知識將超過所有人的知識的總和。”[13]在這個意義上,數字孿生體和網絡空間的確構成了不同于生物性人類的認知域的新型非人認知域,這些新的認知域正在生成不同的智能環境下的知識體系,這些知識體系不僅包含人與物的主客體關系,人與人的主體間性關系,也包含了物與物之間的物體間性關系,以及各種終端設備、交換器、應用場景、傳感器、服務器、基站等數據與數據之間的流通和交換關系。在未來的無人駕駛、環境智能、智能家居、智能城市、元宇宙等領域,這些數字技術和智能技術會創造出更多的認知域,如智能掃地機器人與安裝了智能傳感器的空調之間會基于智能家居環境構成一種物與物之間的知識交換系統,它們之間的數據交換根本無需處于智能環境中的人類個體知曉,人類個體唯一能做的就是去享用這些物與物之間交換的結果。換言之,在未來科技發展的道路上,會誕生諸多新的認知域形態,這些認知域將成為智能生活最重要的基礎。而不同智能生產體系和消費體系,都不同程度地依賴于這些認知域。因此,人工智能技術和大數據技術將認知域問題帶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們需要在國家安全戰略視角下重新看待認知域的問題。

        國家安全戰略與認知域主權

        隨著認知域問題從純粹的語言學和人類認識論維度,拓展到數字技術、通信技術和智能空間的維度,認知域從心理學和語言學范疇,也進一步延伸到數字和算法領域。從前文的后真相社會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分析,對于認知域問題,我們可以初步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認知域是讓認知成為可能的基礎,這里的認知不僅涉及人類自身的認知,也涉及智能技術和生成的智能空間中的認知。我們可以將認知域看成一個意義生成的加工裝置,在香農的理解中,通過信息加工,實現了熵減,即無意義的噪音和亂碼被加工成有意義的信息輸出。在數字時代和智能時代之前,這個加工過程必須通過人類的身體和大腦來完成,輸出的信息是以語言的方式來實現的。然而,在進入到數字時代之后,大數據技術和智能技術也參與到信息加工的過程之中,構成了人類自身的認知域之外的智能認知域。

        如果我們不局限于認識論范圍,而是從社會本體論的角度來說,認知域不僅是人類和智能體認知的基礎,也是讓共同體得以統一的基礎。在??驴磥?,正是因為我們有著同樣的話語構型(formation discursive)、同樣的知識型,人與人之間的對話才成為可能,在這些對話的基礎上生成的知識和話語,成為人類共同體賴以生存的基礎。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用“場域”的概念來形容人類的共同體根基,也就是說,我們之所以能夠彼此共存,不僅是人類心理上的情感和移情,更重要的是我們在同樣的話語和知識場域之中實踐。在布爾迪厄看來,場域是一個“結構化了的社會空間……它變成了這樣一個空間,在這里各個行為者竭盡全力地要改變或保護這個場域”[14]。簡言之,認知域是一個場域,更進一步,是一個權力爭奪的場域,由于場域達成了社會共同體的同一性,也就意味著誰掌握了認知域,誰就控制了共同體。在數字時代和智能時代,對認知域的控制,不僅僅意味著對人類共同體的掌控,也意味著對智能環境構成的未來共同體的掌控。

        對于國家戰略來說,由于認知域并不具有唯一性,意味著在智能世界和人類世界共同構成的未來共同體中,存在著多種不同的基層認知域之間的競爭,甚至是斗爭。盡管在認知域大規模出現之前,人類歷史上的各種斗爭頻繁上演,有戰爭的血腥戕害,有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也有意識形態上的爾虞我詐。但認知域不是戰爭,也不是政治,更不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斗爭形勢,取決于具體傳播內容的灌輸與接受,取決于對不同意識形態立場的堅持和選擇,在前數字時代,這種意識形態的斗爭實際上居于人類心理或社會群體內部。認知域則是完全不同的場域,在智能時代,認知域是由基層協議、基礎算法和數據結構支撐的,也就是說,認知域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構成不同類型的知識。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樣,這些形式基礎在政治和價值上并不是中立的,它具有鮮明的立場性,所以,一旦我們選擇了不同的認知域形式,也意味著我們選擇了不同的共同體和政治立場。在今天高度平臺化的數字時代,認知域的斗爭就是通過各種不同的平臺來實現的。當一個國家沒有自己的數字平臺(如歐洲國家沒有具有影響力的社交軟件),就意味著當代數字化的歐洲青年世代,勢必是在美國的Twitter、Facebook(現改為Meta)、Instagram和谷歌、微軟、蘋果等社交平臺上實現自己的交往,進入到被美國支配的認知域體系之中。即便其中傳播的內容不是直接支持美國的內容,但一旦進入這個場域,勢必意味著歐洲年輕世代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這些數字平臺的“牽線木偶”。

        從這些結論中我們不難看出,在進入到數字社會和人工智能時代之后,認知域問題成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國家安全戰略問題。對于這個問題的解釋,我們同樣可以回到布爾迪厄關于場域概念的解釋。對于布爾迪厄來說,現代民族國家就是一個場域,它之所以是場域,是因為國家概念成為了現代國家范圍內所有的話語和書寫(如教育、行政文書、法院判決、媒體報道等)的最終基礎。布爾迪厄說:“這是一些經過授權的行為,具有權威。而正如神之于亞里士多德,這種權威通過一條委派鏈,一步一步指向那個終極之地:國家。誰給教師做擔保?誰給教師的評價做擔保?這種倒推在所有其他領域都可見到。如果我們以司法審判為例,則更加不言而喻;同樣,一個警察寫的筆錄、一個委員會制定的或一個部長頒布的規章也是如此。”[15]布爾迪厄的分析表明,在一個場域中,盡管我們書寫的正式文字或許根本沒有提到國家這個概念,但是我們在書面文字以及正式話語表達中,這些文字和書寫的最終保障,在一個國家共同體中,就是由國家作為最終的基礎來實現的。盡管我們看不見國家在日常生活中的在場,但是這個看似虛幻的概念恰恰是所有共同體行為和話語得以成立的前提。所以布爾迪厄認為,“它們都是由具有象征性權威的人完成并產生影響的行為。這一象征性權威,一步步指向一種虛幻共同體,指向終極共識。這些行為獲得認同,人們之所以服從——即便他們進行反抗,其反抗也暗示著認同——是因為他們歸根結底有意無意地參與了某種‘虛幻共同體’。”[16]換言之,在布爾迪厄看來,一個國家之所以成為國家,不僅僅是因為它擁有一定的領土和領海,也不僅僅是因為它擁有一定數量的常住居民,更是因為國家構成了共同體的場域,而在這個場域中的所有人和行為,都獲得了最終的保障,這種保障也是國家權威的體現。

        盡管布爾迪厄分析的是近代以來的現代民族國家,但他對場域問題的分析也適用于數字時代和智能時代的認知域。對于今天的許多數字研究和智能研究領域的學者來說,數字空間的認知域直接涉及國家安全領域的策略,譬如說,美國社會學家、計算科學領域研究者本杰明·布拉頓就在其代表作《堆棧:軟件與主權》中效仿了卡爾·施米特在《陸地與海洋》一書中對陸地國向海洋國轉變的分析和論述思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海洋國第一次建立了領海的觀念,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陸地國家的領土原則。領海和領空是在地中海文明和跨大西洋文明興起之后,支配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的最基本的兩個原則,這讓大陸國家的領土原則變成了一個平行原則。布拉頓認為,在數字技術和智能技術大規模應用的今天,實際上出現了一個新的主權領域,即平臺、算法、數據等構成的全新的數字空間領域。對于這個領域,布拉頓毫不客氣地指出:“我們不僅要看到這種平臺主權的出現,也要讓其嵌入到戰略決策的界面之上。”[17]布拉頓模仿施米特對于領土與領海的表述,創造了一個新詞——“領云”,指出云端也是主權的領域,也需要被國家的主權權力干預。因為領云是通過數據、堆棧、算法創造出來的新空間,這個空間不是中性的,而是具有主權性質的。布拉頓指出,“堆棧通過占據空間來制造空間;它通過抽象化數據,吸收數據,并使之虛擬化來做到這一點,這就是為什么它甚至有可能考慮在根本上創造了一個領云的國度。如果行星尺度的計算空間是一種新的‘自由土地’,那么這塊新土地同時是領土、領海和領空,同樣是有形和短暫的空間。它既可以在威斯特伐利亞國家及其內部法律視線之內,但又在其邊界和主權之外;有時它既在其邊界之外,又被法律和軍事分界線所內化。”[18]也就是說,這個新生的領云的權力空間,實際上成為了陸地國家和海洋國家之后的新的主權形態。與之前布爾迪厄訴諸的“國家”概念的終極保障不同,在網絡空間和領云中的行為和話語的最終保障,在今天不完全是由國家權力來實現的。如果反過來追溯這個問題就會發現,我們在數字平臺(如抖音、B站、微博等)上的行為和言論的合理性,高度依賴于構成這個領云區域的基層算法和協議結構。例如,布拉頓就提到了TCP/IP和OSI結構,這些結構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由美國的數字團隊開發出來的,并享有極高的網絡主權,也是全世界使用互聯網絡的基礎。我們之前分析的認知域,就是在這樣的數據堆棧的基礎結構上形成的,換言之,有什么樣的底層協議和結構,就會有什么樣的認知域,也會在網絡和智能世界中形成對應的人類和智能體的認知。

        當然,網絡和智能手機的鏈接仍然是今天數字技術和網絡技術的主導,在這個領域中,對于國家安全策略來說,獲得其中的領云的支配地位和認知域主權具有相當大的難度。然而,對于一個長期的國家安全戰略而言,我們面對的不僅是當下的數字世界和互聯網絡的狀態,更需要以高瞻遠矚的眼光,看到智能技術面對的下一個世代的領云。例如,隨著5G和6G通信技術的發展,量子計算機的算力突破,我們可以暢想的是,在未來的智能環境和萬物互聯的廣域環境中,智能手機的操作系統和認知域不再是唯一的支配性結構,這就需要其他公司和平臺形成不同于安卓、Windows、IOS等操作系統之外的系統。例如,華為公司開發的LiteOS操作系統就是面向未來輕量級萬物互聯體系構建的系統,這種系統必然會形成人與物、物與物之間的中介的認知域體系。這一系統有賴于主權的支配,如果沒有主權的支配,喪失了認知域的定義權和架構權,也就意味著在這個系統下的個體的思維和知識必然受到相應的沖擊。

        最后,我們可以看到,當我們從一個“域”的概念來思考數字網絡和智能空間中的認知問題,并將其界定為“認知域”時,已經充分說明了這個概念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國家安全戰略的價值。領云和認知域的概念,為我們展現了未來國家安全和國與國之間競爭的基本形式。有學者指出:“數據是戰略武器。隨著信息革命的深入推進,大數據已經從引領新經濟產業發展的關鍵要素,上升為關乎國家安全和國家綜合競爭力的戰略資源。一國擁有大數據的規模、數據的活性以及對數據的理解和運用能力,與其對世界局勢的洞悉度、影響力和主導權密切相關,數據作為大國競爭的基礎性戰略資源地位更為突出,大數據跨境政治應用趨勢日益凸顯。”[19]實際上,這只談到了數據層面的問題。數據當然是國家安全的重點,然而產生數據的系統和機制(即認知域)一旦被其他國家和機構所控制,其帶來的破壞力遠遠高于意識形態輸出和數據內容的影響。所以,對于當前中國的國家安全戰略而言,開發自己的數據系統、操作系統、智能算法系統,從而掌握領云和認知域主權,一定是未來大國競爭和博弈的必要條件。盡管面對未來的人工智能的新世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我們必須在進入全新的認知域競爭和斗爭之前,掌控認知域的基本武器,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主動權,筑牢國家安全的根基。

        (本文系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全人類共同價值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大理念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3ZXZA014)

        注釋

        [1][2]《加快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光明日報》,2023年5月31日,第1版。

        [3]Daniel Cebul, "What's Standing in the Way of Multidomain Operations?", 6 September 2018, https://www.defensenews.com/smr/defense-news-conference/2018/09/05/whats-standing-in-the-way-of-multidomain-operations/.

        [4]藍江:《后真相時代意味著客觀性的終結嗎》,《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4期。

        [5]赫克托·麥克唐納:《后真相時代》,劉清山譯,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年,第113頁。

        [6][7]米歇爾·??拢骸吨R考古學》,董樹寶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第213~214、226頁。

        [8]Claude E. Shannon and Warren Weaver,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Urbana: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4, p. 379.

        [9]張仲景:《傷寒論》,北京:中國書店,1993年,第9頁。

        [10]羅伯特·洛根:《什么是信息:生物域、符號域、技術域和經濟域里的組織繁衍》,何道寬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9年,第68頁。

        [11]諾姆·喬姆斯基:《句法理論的若干問題》,黃長著、林書武、沈家煊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4頁。

        [12]Noam Chomsky, "The False Promise of ChatGPT," New York Times, 8 March 2023, https://www.nytimes.com/2023/03/08/opinion/noam-chomsky-chatgpt-ai.html.

        [13]羅伯托·薩拉科、德里克·德克霍夫:《個人數字孿生體:東西方人機融合的社會心理影響》,何道寬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23年,第151頁。

        [14]Pierre Bourdieu, Acts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New Myths of Our Time, trans. by R. N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p. 40.

        [15][16]皮耶爾·布爾迪厄:《論國家:法蘭西公學院課程(1989—1992)》,賈云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第16、17頁。

        [17][18]Benjamin H. Bratton, The Stack: 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t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5, pp. 32, 33.

        [19]門洪華、徐博雅:《美國認知域戰略布局與大國博弈》,《現代國際關系》,2022年第6期。

        Cognitive Domain: A Humanities Perspective and It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Value

        Lan Jiang

        Abstract: Cognitive domain warfare has been one of the important arena i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orld wide. In philosophy, cognitive domain is the basis of changing human's cognition to reality. Shannon and Foucault once analyzed the essential status of cognitive domain i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knowledge construction in human world, and epistemology in post-truth society is rooted in the cognitive domain competition. In the digital era and intelligent society, cognitive domain in psychology and linguistics has extended to computer algorithm and data structure. The new concept of cognitive domain contributes to an unprecedented intelligent environment and space which is not neutral but a new domain with statehood that all countries compete for. Therefore, considering futur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it is necessary to acquire certain cognitive domain autonomy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autonomous algorithm system, data structure and operation system for the strategic superiority in "domain cloud". Only by doing so can the national security be defended in the intelligent space and internet of everything.

        Keywords: humanities perspective, cognitive domai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責任編輯:張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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