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為而治：節儉、高效與鄉村治理現代化》呂德文 著 東方出版社
當前，鄉村治理的形勢變得愈發復雜，這種復雜性可以用國家與社會的雙重變奏加以概括。
不少屬于鄉村治理的事務，紛紛上升為國家層面的治理目標。尤其是農業稅費改革后，國家向鄉村社會源源不斷地輸入了大量的公共資源，推動了鄉村社會的規劃性變遷。從道路、水電、網絡等基礎設施的完善，到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等保障性、發展性政策的有效實施，都體現了國家推動鄉村社會發展，進入農民日常生活的積極治理愿景。不僅如此，國家也有能力通過各種治理手段與技術工具，將國家層面的治理目標轉化為需要鄉村治理體系加以應對和完成的任務，并試圖為鄉村治理工作設置一套現代化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流程。
此外，鄉村社會也處于不斷變化中，當前的鄉村已經很難符合人們腦海中有關熟人社會的傳統想象了。這既意味著鄉村社會亟待重建和再造，并對基層治理提出了新的重要挑戰。如此，在國家與社會的雙重變奏下，鄉村治理不僅成為國家治理轉型的投射，而且也決定了國家治理變革的成敗。
鄉村治理體系的建設顯然已經進入新的時期。為了促進鄉村治理體系的優化，可以采取的路徑有很多，制度化、法治化、信息化、規則化、智能化等現代治理方式，是當前經常被提到的建設方向。
“有為而治”為鄉村治理現代化提供了一種可行的治理理念與實踐方向。“有為而治”首先表達了一種國家積極有為的治理態度，以區別傳統“無為而治”下國家對社會的弱干預與弱治理。在國家與社會的雙重變奏下，鄉村治理既要承接國家的治理事務，又要能夠靈活回應社會需求，這無疑都建立在國家積極有為的基礎上。鄉村社會變革帶來的社會內生治理資源的式微，更是對國家的正式治理資源提出了更高訴求。因此，鄉村治理現代化離不開積極有為的國家權力，為了應對復雜治理的需求，鄉村也必然要吸納現代性的要素，建立起更加規范、完備的治理體系。
由此可見，“有為而治”既不是對傳統簡約治理模式的簡單復刻，也不拘泥于制度化、規范化、技術化、法治化這些現代化的典型模板，而是超越傳統國家的“無為而治”與現代國家的“過度治理”，試圖建立延續簡約主義治理傳統的現代化治理體系。
那么，在鄉村治理的現代化進程中，簡約治理如何能夠融入積極有為的治理實踐中？從廣泛的田野調查看，為了推動鄉村治理體系的轉型，近年來國家向鄉村社會投入了巨量資源，以強化基層政府與村級組織的公共服務職能；為了防止基層“亂作為”與“不作為”，各類技術化的監督檢查體系在近年來也紛紛建立，它們使國家權力更細密地滲透進基層治理的方方面面。但是，大量資源在輸入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公共資源的浪費，這不得不令人想到，國家所供給的資源與下沉的權力，以看似科學的、符合程序的理性方式，反而無法直接有效對接鄉村社會的治理需求，這也表明簡約治理與積極國家權力的有機融合并非易事。
然而，這也并非新時期鄉村治理的全貌。伴隨著國家治理重心的下沉，為了完成日益復雜的治理任務，各地方政府積極投入治理創新的實踐中，重新搭建適應新時期需求的鄉村治理框架。顯然，鄉村治理在未來究竟會如何演化、發展，都還未成定數，面臨很多的不確定性，但基層正是要在這一過程中去蕪存菁，凝練出具有真正適應性與有效性的鄉村治理體系。
這也表明，積極有為的治理，不僅需要強大的國家能力作為支撐，而且也需要依賴鄉村治理體系將國家治理資源轉化為有效治理效能。將簡約治理的傳統注入積極有為的治理實踐中，在根本上就是要發揮各方主體的積極性，將國家的“有為而治”與基層的“有為而治”相結合，形成富有活力與創造力的鄉村治理體系。其中，國家的“有為而治”體現在它能夠為鄉村治理提供正式資源與制度支持，塑造各方主體行動的合理規范邊界。“有為而治”需要國家張弛有度，靈活調整與地方和基層的權力關系，確保鄉村治理充滿能動性、主體性；基層政府的“有為而治”則主要體現在能動地利用國家體制資源與動員社會資源的能力，充分釋放基層治理能力。
作者：仇葉（作者為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鄉村治理、土地制度研究）
